文章详情

——清代名医，温病学派创始人。他对于“治未病”的既病防变研究颇深，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这种提法进一步阐明了“治未病”的另一层涵义，即在疾病过程中要主动采取措施，防变于先，控制病势发展的思想。其预防传变主要体现在护阴保津上，这是由温热病的特性所决定的。从温病的证情看，一般是热偏盛，易出汗，更易伤津耗液。

张景岳

——明代著名医家。关于什么是“治未病”，他感受颇为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他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可以说张景岳是一语中的，指出了“谨于微”就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其先兆的，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萌芽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朱丹溪

——元代著名医学家。对“治未病”有许多高明的认识，如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孙思邈

——唐代著名医家，史称“药王”。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他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病”，并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他认为人能否延年益寿与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他还积极推广养生功法，认为经常适当的劳作运动，能促进身心健康。所谓“动则不衰，用则不退”。此外，孙思邈还在著作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也就是说，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途径。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力量。

——晋代著名医家，提倡“养生以不伤为本”，重视身体保养。疾病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是由于人们防患意识淡薄，平日不注意护形、养神而致。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愈如抽丝。”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后悔晚矣。其次，强调劳逸适中，慎避外邪。他在《抱朴子》中指出，一个人所以常生病，皆因风寒暑湿所致。如果平日注意内养正气，形神相卫，各种邪气就不会侵犯人体。此外，葛洪还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他提出一系列不损伤气血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在精神保健和心理卫生上，葛洪提出要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财物，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他明确告诫我们：“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千百年。”

华佗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擅长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因而被誉为外科学始祖，相传著有《中藏经》一书。其“治未病”思想与实践主要有：创五禽戏，强身健体。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也就是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之源充足，气血流通，则身体健康而长寿。他根据古代导引术，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不同形象和特有的动作特色，创立了一套适宜于防病、祛病和保健的医疗体操——“五禽戏”。他的弟子吴普施行五禽戏法，到了“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调摄精神，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华佗非常重视七情、饮食、起居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要求人们“宜节忧思以养气，慎喜怒以全真”。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避免不良精神刺激和过度情志波动，以减少疾病的发生。他认为饥饿过度会伤脾，宜饮食有节，不可过饱或过饥，切忌偏嗜，并控制肥甘厚味的摄入。他还认为“色欲过度则伤肾，起居过度则伤肝”。若起居无节，酒色过度，可损伤人体正气，导致各种疾病。天人相应，顺应自然。华佗认为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必然影响人体，使之发生相应的生理和病理反应。人体疾病的发生，是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只有掌握其规律，适应其变化，才能祛病保健。

——东汉著名医家，史称“医圣”，对“治未病”有着独到的研究。据《针灸甲乙经•序》记载，一天，仲景与侍中王仲宣相遇。仲景说他已患病了，到了40岁的时候眉毛要脱落，然后过半年就会死去，并且告诉他服五石汤可免除。俗话说，“忠言逆耳”，王嫌仲景的话难听，就没有服药。后果如仲景所言，王仲宣到了40岁时先是眉落，继则死去。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张仲景诊察未病的造诣是很高深的。他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以《伤寒杂病论》（后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一书为标志，“治未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其中关于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主要包括：无病重防。在健康状态下，重在摄生以防病，一方面，充分认识风寒湿燥暑等外邪致病的规律及特点，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另一方面，提倡饮食有节，保洁，忌冷食，勿贪食，且保持精神愉悦，做到起居有常，“房室勿令竭乏”，在此基础上通过导引、吐纳等方式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保持“五脏元真通畅”的生理状态，使病邪“无由入其腠理”。既病防变。此为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具体表现为：首先，要早期治疗。在疾病之初，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正确治疗，尽量祛邪于萌芽阶段 。其次，治未病的脏腑。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经络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也必然成为在病理状态下疾病传变的内在依据。为此，仲景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重要措施。如《金匮要略》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第三，慎治防变。仲景列举了大量临床上因为医家误治而引发严重不良后果的例子以警示后人，如“淋家，不可发汗，复汗必便血”等。仲景还将顾护脾胃作为慎治防变的关键环节，在施治过程中念念不忘“勿犯胃气及上二焦”。

他“治未病”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齐桓公病案中。据《史记》记载，扁鹊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他巡诊去见齐桓公。礼毕，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相信这一套。”10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察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仍不相信，并对扁鹊的说法深感不快。又过了10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看过桓公后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还是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接着又隔了10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于是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招来祸害。”5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了。为扁鹊写传的司马迁为此感叹道：“使圣人予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这个病案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了扁鹊能够预知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提出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的观点，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体现出扁鹊“治未病”的思想——治未病的脏腑。《难经》据传是扁鹊所作，其中有“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养生大师。孔子《论语•季氏》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他明确地告诫人们，应当根据不同生理时期的体质与心理特点，陶冶情操，养护体魄：青少年时，身心发育不成熟，不可恋色早婚，不可快情纵欲；人到中年，精力充沛，仍须劳逸结合，修身养性，不可过度疲累，因为体质将由盛转衰；到了老年时，体质已虚，更要淡泊名利，超脱俗念。